触发家庭记忆

今年夏天，在欧洲留学的女儿回到南京看望祖父，并修改即将提交的博士论文。吃完晚饭，我驱车沿着水西门大街向西，将年近95岁的父亲送回敬老院休息。当我们距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200米时，双向车流明显放缓，右侧慢车道上挤满了停车下客的汽车。随着车流缓缓行驶，我们可以看到人流，大部分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烈日下，沿着高高的黑墙下回形针般的小路缓缓前行。我告诉对南京市场不太熟悉的女儿，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女儿侧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轻声答道：“我来了。”听着我和儿子简单的谈话，本来有点疲惫、微闭着眼睛的老父亲突然来了精神，大声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然后他自言自语道：“我的老人的大腿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1931年初出生的，12月份的人间灾难1937年给他们每个人留下了不同的创伤记忆，后来成为了我们一家人的集体记忆。在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前，我的父亲带着父母和祖母逃回了苏北的浴场，战争平息后，他一家人主要靠我的祖父（我父亲所说的“老人”）拉人力车为生。天。当时日本占领者规定，所有进出城的中国人都必须向守卫城门的日本兵行礼。祖父当时无法停下战车，行走时弓也没有达到90度。日本兵二话不说，用带刺刀的步枪刺向我爷爷的肚子。爷爷一惊，猛地一跃，抓住马车的横档，刺刀穿过他的腹部，刺进了大腿。我的祖父立即倒在地上，日本兵靠近并试图伤害他。车上乘客和其他工人跪下求饶后，日本兵才投降。工人们把我祖父抬上车，把他拉了回来。母亲经常讲述的就是日军侵占南京前对南京的狂轰滥炸：“日军飞机的机翼上有一个‘红爹’，我亲眼看到了它”。突然，一枚保温瓶大小的炸弹落下。我立即看到巴布塘冒出滚滚黑烟，我们听到我家附近有非常大的孩子们的声音，我们听到了非常大的孩子们的声音。看到被炸的房子正在燃烧，人们的脚挂在树枝上。后来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我和中文系的几个同学在南京进行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屠杀现场。在燕子矶、草鞋峡、下关中山码头、江东门、北极阁等同胞牺牲的地方，以及华神殿、鱼雷营等墓葬地，印象最深的地方永远不是我忘记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的一幕，从坚硬的黄土上剥离下来的骨盆骨架里，有一把刺刀。插入了一支38式步枪。只剩下刀柄，刀刃完全没入骨盆内未挖掘的土壤中……遗骸旁竖立的牌子内容显示，经过检查确定，遗骸为女性，年龄在16岁至18岁之间……很多年后，在工作中，我与许多日本文化人物互动。我还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讲述了祖父的经历，讲述了母亲告诉我的往事，还讲述了那个无名女子骨盆中的刺刀。原标题：家族记忆被触发